原標題:重量級國際組織總部10年之後將遷北京？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能把總部遷到北京的事情，大傢都知道瞭吧？
7月24日，在美國智庫機構全球發展中心的一個活動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裡斯蒂娜 拉加德說瞭這樣一番話，如果中國等主要新興市場的增長勢頭持續，且在IMF投票權中得到反映，IMF總部可能在10年後遷往中國北京。拉加德這一言論隨即引起廣泛關註，包括《紐約時報》、路透社在內的國外主流媒體都對此進行瞭報道。
在活動上，拉加德說： 隨著主要新興市場的經濟體量和影響力增加，IMF需要增加它們的話語權。這很可能意味，如果我們在10年後舉行這場對話 我們可能不會坐在（美國）華盛頓，我們的對話可能安排在北京總部。
拉加德為何會做出如此大膽的設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美國搬到中國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拉加德三年兩提IMF遷北京
目前，IMF總部設在華盛頓，因為美國持有IMF最大份額。根據IMF規定，總部必須設在份額最大的成員。IMF成員出資比例通常依據經濟規模決定。共同社中文網站7月25日提供的數據顯示，美國以17.46％的出資比例居首，其次為日本6.48％。2016年1月，IMF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正式生效，這意味著中國正式成為IMF第三大股東，僅次於美國和日本。
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註意到，這並非拉加德第一次提及IMF總部落戶北京的可能性。2014年6月，拉加德在英國倫敦說，如果有朝一日IMF總部設在北京， 我不會吃驚 。不過，拉加德並未給出IMF總部遷往北京的具體時間表。
對於這類言論，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聯合國與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張貴洪對政知道表示： 首先，拉加德這番話體現瞭中國在國際金融機構的影響不斷上升，在IMF中的決策權也在提升。但是從現實看，IMF總部從華盛頓遷到北京來，這種可能性並不是特別大，因為美國和歐洲不會放棄對IMF的領導權，IMF這個機構一直也是美國和歐洲權力的一種象征。
據新華社報道，自1945年成立以來，IMF總部一直設在華盛頓，由歐洲人掌管，世界銀行則一直由美國人掌管。美國是唯一在投票權中占控制權重的成員，意味IMF任何重大改革必須獲美國批準。
傳統國際組織落戶中國的可能性
政知道註意到， 吸引國際組織落戶中國 並不是一個新的話題。早在2006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漢民就帶去瞭 積極吸引國際組織總部落戶中國 的建議。此後，這一議題在學界也引起瞭相關探討。而拉加德的一番話讓國際組織總部落戶中國的議題再次回到公眾視野。
據統計，聚集國際組織總部數量名列前5位的城市依次是佈魯塞爾、巴黎、倫敦、華盛頓、日內瓦，緊隨其後的還有紐約、維也納、羅馬、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等。毋庸置疑，國際組織總部落戶的好處是不言而喻的。紐約市政府曾開展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紐約市為聯合國每投入1美元，即可獲得4美元的收益。在紐約市2010年年初的430億美元預算中，用於國際組織中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性組織的資金比例高達33%，同時這些組織創造瞭整個城市GDP的11.5%。
另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北京設立總部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有8個（國際竹藤組織、亞太空間合作組織、亞太農業工程與機械中心、上海合作組織、國際馬鈴薯中心亞太中心、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國際海事衛星組織以及亞投行）。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國友7月25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稱，拉加德的說法並非笑話，按照IMF投票權規則來看，60%匯率加上40%購買力評價，加權之後評估一個國傢的經濟總量，10年後中國有望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也可能成為IMF的新總部。
張貴洪告訴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像IMF這樣傳統的國際組織總部遷到中國其實是有一定困難。傳統國際組織總部設立在歐美城市主要還是歷史原因。歐洲在19世紀時就有國際組織成立瞭，比如萬國郵盟，後來這些組織慢慢地延續下來，納入到聯合國系統瞭。還有大量的國際組織是二戰之後建立的，這些國際組織主要由西方發達國傢創建，特別是美國，所以總部大多在美國（如聯合國總部主要機構），而聯合國專門機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歐洲較多，因為這些專門機構中有一些是歷史上沿襲下來的。
與國際組織互動的 正確姿勢
張貴洪介紹，目前政府間國際組織有幾千個，非政府間國際組織有幾萬個。他表示，針對傳統的國際組織，特別是聯合國、三大世界經濟組織（IMF、世界銀行、世貿組織），我們的重點是在這些國際組織中爭取更多的領導職務，提高我們的決策權和影響力。目前，IMF和世界銀行的傳統就是由美歐擔任最高領導人，打破美歐的壟斷應該作為我們工作的一個方向。這比IMF落戶中國更具可操作性。
政知道註意到，IMF和世界銀行也曾有中國籍高官面孔，章晟曼、林毅夫、蔡金勇都曾在世界銀行系統中任職，2016年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張濤接替朱民出任IMF副總裁，張濤是IMF第二位中國籍副總裁。
除瞭爭取更多的領導職務，張貴洪認為，中國和國際組織的 互動 還表現在爭取現有國際組織的地區中心和辦事處落戶中國。他提及，有些國際組織設有歐洲中心、非洲中心等，爭取這些機構的地區中心落戶到中國來也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爭取新成立的國際組織總部到中國來，以及吸引國際組織項目機構到中國來。聯合國有很多項目機構，其中，聯合國訓練研究所的亞太信息化人才培訓中心，聯合國南南合作辦公室的南南技術產權交易所，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全球科技創新中心，都設在上海。 張貴洪說。
他還總結道，和國際組織的互動簡單說就是三部分。一是 走出去 ，即到國際組織去，現在中組部、人社部、教育部、國傢留基委等部委都在積極推動大學生到國際組織實習和工作。像聯合國秘書處的中國雇員隻有400多人，約占1.18%，而且主要是語言工作人員，中高層管理人員很少。二是 請進來 ，也就是吸引國際組織總部或地區中心落戶中國。三是 建起來 ，我們要建立新的國際組織，比如亞投行。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陳須隆在接受政知道采訪中也提及瞭這一觀點。他表示不論是國際組織總部還是國際組織地區中心，如果願意落戶中國，我們都是很歡迎的。他表示，這可以對中國國際大都市建設提供助力。
如何開展國際組織外交？
國際組織落戶中國，中國的優勢很明顯，比如經濟發展快、社會治安好、交通方便等，但國際組織工作人員要在中國生活、工作、旅行等，他們的子女要在中國受教育，所以立法上、政策上，我們的城市要做一些準備。 張貴洪說。
事實上，為瞭吸引國際組織落戶，國外一些城市也是費盡瞭心思，當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日內瓦在競辦世貿組織總部時，甚至修改瞭部分法律。兩德統一後德國議會專門通過瞭一項聯邦法律，將波恩定位為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的總部基地，由聯邦政府提供免費的辦公大樓和相應待遇。
在張貴洪看來，新世紀後，中國開展的國際組織外交越來越深入和活躍。 這有一個過程。1971年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成為對外開放的第一個窗口。80年代初加入瞭IMF、世界銀行等。90年代，我們參與的國際組織更廣泛瞭，除瞭參與國際經濟組織，在政治安全領域也有瞭越來越多的參與。進入新世紀，我們開展國際組織外交越來越深入，因為國際組織是開展多邊外交、參與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徑，這有利於實現國傢利益、擴大國際影響力，同時也可以為國際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張貴洪說。
張貴洪還表示，在他看來，這兩年中國的國際組織外交開始轉型瞭。特別是2015年聯合國成立70周年時，習主席宣佈中國要設立中國 聯合國和平發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成立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和國際發展知識中心，中國與聯合國還共同主辦瞭南南合作圓桌會和全球婦女峰會，這在中國與國際組織關系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以前我們是建設性的參與，現在是引領性的參與，就是要引領國際組織的工作議程和發展方向。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把中國理念和中國方案轉化成國際組織的規范和議程，這是我們國際組織外交的一個重點。事實上，總部落戶中國是題中之義，目標還是開展國際組織外交。
資料| 新華社、《國傢治理》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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