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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暴行，國人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等，但我們同樣不應忘記，日軍在燒殺奸淫之外，還對中國文化萬般蹂躪。所謂“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日本深諳其道，所造成的傷痛至今仍未平復——
就在不久前中國東南某省所謂的“反對課綱微調”運動中，還有自稱“公平”的青年高呼：“畢竟當初是簽約，臺灣才變成他們的……在殖民這件事情上，他們是有一個法律條文存在的。我想對大傢來講，這是比較公平的事實。”僅此一例，便足見日本文化侵略給中國造成的危害是多麼深重！
台中產後月子中心
毀滅新文化
1932年1月29日，即“一·二八”事變次日上午，日軍飛機從“能登呂號”水上飛機母艦起飛，向上海寶山路上的商務印書館總廠投彈，盡管投彈數量不多，但很快引燃瞭廠內的紙張等大量易燃物品。位於寶山路的總管理處、編譯所、四個印刷廠、倉庫、尚公小學等皆中彈起火，全部焚毀，火勢沖過馬路，波及東方圖書館。
2月1日上午，日本浪人潛入東方圖書館縱火，直至傍晚，造型新穎、時為閘北最高的5層大廈焚毀一空。30多年收集所得的大量中外圖書，積累多年的全部中外雜志、報章，極其珍貴的省、府、廳、州、縣地方志台中產後護理介紹台中推薦月子中心及編譯所所藏各項參考書籍與文稿均化為灰塵。
日本駐上海第1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海軍少將說：“炸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就可恢復，隻有把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瞭，它則永遠不能恢復。”
傳統文化典籍被毀令人痛心，但鹽澤的著眼點落在“文化機關”上，可見事情並沒有那麼台中月子中心費用簡單。
商務印書館創建於1897年，到1932年，規模已超過包括日本在內的遠東地區、甚至整個亞洲的所有出版企業，可與世界上任何大型出版社相媲美。當時，商務印書館在上海閘北一帶占地80餘畝，有員工4500多人。30年代，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占全國出版物的52％，其中教科書占全國教科書總量的60％以上。商務印書館被譽為“東方文化之中心機關”。
在學習西方的環境下，商務印書館著力翻譯介紹外國名著，其中以嚴復所譯的《天演論》等八種影響最為深遠。這些外國名著對開啟民智、啟蒙思想、推動社會進步起到瞭積極作用。
早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日本對中國此時頑強的文化抵抗惱怒不已，而商務印書館作為這其中的代表，更是成為瞭中國當時新文化的象征。
正因如此，大名鼎鼎的商務印書館才會在“一·二八”事變後第二天就成為日軍重點的空台中月子中心評比襲對象。當時日軍將轟炸印書館視作重大戰果之一，日本在事變後發行的題為“上海戰跡”的“軍事郵便”中，至少有一張是當年上海閘北商務印書館被炸坍塌的慘狀。
被轟炸後的商務印書館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著日軍全面入侵上海租界和香港，原本已經轉移到上述幾地開始重新生產的商務印書館再次遭到打擊。隨著香港淪陷，商務印書社“影寫版車間、紙棧房及油墨間中彈燃燒，房屋全毀，物資全部化為灰燼”。12月25日日軍占領香港後，工廠、分管、西環棧房全被查封。“財產損失極為嚴重，機器被運走120餘臺，銅模幾十箱，鉛字無算，棧房數百萬冊書籍和紙張一無幸存。”隨著上海租界、香港和北京失守，商務印書社的主要廠房、機器和原料都無法使用。
不僅如此，商務印書館於1932年8月重新開業後，再次接到瞭日本人投來的恐嚇信。原文如下：“爾中國敗孔道，立學堂，讀些國語、三民主義，興立共和，打倒帝國主義，惡劣之道行於天下，腐敗爾國青年子弟，敵我日貨，使我損款，修爾吉海，絕我南滿。爾館獨銷學校之書，印些腐敗之物。上海毀燒爾館，爾書館還是惡習不改，仍印三民之書、黨部之語。我國不忍旁觀，所以毀爾書館，今若不速改惡習，我軍到處，是商務印書館盡燒毀。我日國有言在先，那時莫悔。爾國若立頌道，讀孔孟之書，不敵我日本之貨，仍是好國。若不然，我日本雖小，將決一死戰。”
從恐嚇信裡不難看出日軍空襲商務印書館的直接原因：共和反帝是抗日鬥爭的思想基礎之一，引起瞭日本的疑懼。正是有瞭新文化的“啟蒙”（當然還有帝國主義暴行本身的“教育”），魯迅筆下那種麻木的、喜歡看殺頭的中國人越來越少，如果他們都奮起抵抗，以日本的國力、人力，最終無疑將走上敗途。同時，信中將所謂“孔孟之道”與三民主義、共和反帝等進步思想刻意對立，一方面使部分中國人拒斥新思想，另一方面標榜日本尊重中華傳統，這也體現出某些日本人仿效滿清入主中原的幻想。
這種對中國人自我啟蒙的擔憂，導致瞭日本在對待商務印書社這樣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代表時，不吝采取最極端的手段加以剿滅。在1932年和1941年的兩次對商務印書社的“掃蕩”中，全國近40傢商務分館中有34傢及各地工廠被日軍轟炸、查封，機器設備大部分被損壞或掠走；“一·二八”事變中，日本沒收瞭其出版的462萬冊圖書，銷毀瞭出版部全部的出版記錄卡片；1941年後，更是有1520萬冊圖書在幾天內被查抄。日本憲兵隻要看到“蘇聯”、“日本”、“國難”等詞語，不論內容為何，一律抄沒。
掠奪舊文化
消解新文化，阻止其激發中國民眾，隻是日本人在文化方面的第一招。受到中華文化長期影響，日本對中國的古代文明及其成就，大多數時候還是相當渴望的。不過由於近代日本的強大和中國的衰落，這種對中國文化的向往最終以一種可怕的方式展現出來，那就是掠奪。
“九·一八”以前，日本人在我國調查古代遺跡遺址和盜竊文物的事例就不下幾十起。例如1905年東京大學的鳥居龍藏在遼東半島及東北地區進行調查和盜掘，一直延續到1911年；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濟南，強行將濟南附近臨淄縣龍泉寺的2尊北齊石佛、2尊北齊菩薩雕像和2塊石碑運往日本；1933年，日本山中商會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經理高田勾結北京古玩奸商倪玉書，對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的石雕進行肢解、劫掠……
日軍侵占東三省後，對當地中國文化的掠奪更加直接。一些日本考古團體、大學研究機構及個人隨之而來，進行“考古調查”和盜掘，有些盜掘甚至在日軍的直接保護下進行。
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領導的考古隊，盜掘瞭黑龍江寧安縣西南東京城鎮的原渤海國都城上京龍泉府遺址，其中宮殿遺址6處、古寺遺址1處，陵墓遺址1處及禁苑、外城遺址數處，劫走一批珍貴文物。
1937年夏，原田淑人、駒進和愛帶領考古隊，以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名義，盜掘瞭元上都遺址（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於東京大學考古學研究室。同年，黑田源次盜掘瞭撫順大官屯遼代瓷窯遺址，劫走大批遼瓷標本。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後，日本人的盜掘活動向我國南方發展。1938年慶應義塾大學出版瞭《江南踏查》報告，序中寫道：昭和十二年（1937年）南京陷落，為瞭適應時局的發展，急需快速向中國派員進行學術調查以及古文化遺跡的發掘。為此，1938年5月慶應義塾大學派瞭三個“學術旅行隊”，一隊由大山柏率領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隊由柴田常惠率領赴中國中部；第三隊是松本信廣等赴中國江浙地區。
該報告書詳細記錄瞭松本信廣、保坂三郎、西岡秀雄，於1938年5月從東京出發，到達南京後，在日軍的護衛下，“調查”劫掠瞭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館，挖掘杭州附近古蕩石虎山遺址以及吳興錢山漾遺址等活動。報告書中附有松本“旅行隊”活動的照片，在發掘現場，日軍荷槍實彈站在周圍警戒，如臨大敵，充分暴露瞭他們無視中國主權、肆意盜掘的醜惡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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